自被俘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決心“一死以殉主義”！

帶鐐長街行，蹣跚復蹣跚，市人爭矚目，我心無愧怍。

帶鐐長街行，鐐聲何鏗鏘，市人皆驚訝，我心自安詳。

帶鐐長街行，志氣愈軒昂，拚作階下囚，工農齊解放。

這是被毛澤東譽為“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”的劉伯堅創作的詩篇《帶鐐行》。

1935年3月4日，劉伯堅帶領部隊突圍時，不幸受傷被俘。為了挫傷劉伯堅的銳氣，3月11日清晨，敵人押著他游街。長街之上，鐐銬鎖住了他的雙腳，卻鎖不住一個共產黨人堅定的革命信仰。回到監獄，劉伯堅寫下了這首《帶鐐行》。字里行間，閃爍著鐵骨錚錚，頂天立地英雄的光輝。這是劉伯堅用生命和信念吟成的詩歌。

1895年，劉伯堅出生在四川省巴中縣，今平昌縣的一個小商人之家。1920年，劉伯堅遠赴法國勤工儉學，次年轉赴比利時繼續求學。

1921年冬，劉伯堅參與籌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，后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，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。

一年后，受黨中央派遣，劉伯堅前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政治和軍事，不久被推選為中共旅莫支部書記。

1926年8月17日，劉伯堅與蘇聯顧問等人陪同馮玉祥一行啟程回國，歷時一個月，最終抵達西北軍駐地綏遠省五原縣（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）。

來到西北軍后，劉伯堅就任政治部副部長。在劉伯堅政治建軍的舉措下，西北軍這支曾瀕臨瓦解的舊軍隊，迅速蛻變成一支軍容齊整、斗志昂揚的威武之師。

北伐戰爭中，他們西進南下，平定甘陜，東出潼關，連戰連捷，最終與北伐軍在河南勝利會師。

然而，就在西北軍節節勝利之時，1927年4月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。在蔣介石的利誘拉攏下，馮玉祥同意以“清黨”換取“共同北伐”，西北軍中兩百余名公開身份的共產黨人被馮玉祥“禮送出境”。

1931年，九一八事變爆發，蔣介石卻仍堅持“攘外必先安內”政策，強令駐守在江西寧都的國民黨第26路軍加緊“剿共”，引發了官兵們的強烈不滿。

國民黨第26路軍原是馮玉祥西北軍舊部。作為一支被收編的“雜牌軍”，這支部隊在國民黨軍內部備受排擠。

中共中央認為這支部隊有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可能，于是命令長期潛伏于第26路軍的中共秘密黨員建立中共秘密特別支部，迅速開展兵運工作。

國民黨第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、第73旅旅長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長季振同等人秘密派人前往蘇區，與曾在西北軍任職的劉伯堅取得聯系。當時已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的劉伯堅，立即向中革軍委匯報，并寫去回信，歡迎起義官兵加入紅軍。

1931年12月14日黃昏，準備就緒的起義官兵依次撤出了寧都城。次日清晨，第26路軍1.7萬余人在梅江岸邊集結，浩浩蕩蕩地開向了中央蘇區。起義部隊整編為“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”，劉伯堅任首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，踏上了漫漫長征路，劉伯堅被派往贛南軍區任政治部主任，堅持游擊戰爭。1935年3月4日，劉伯堅帶領部隊突圍時，遭遇數倍于己的敵人，為掩護戰友撤退，劉伯堅不幸左腿中彈，負傷被俘。

自被捕的第一天起，劉伯堅就決心“一死以殉主義”，他用敵人給他寫交代材料的紙筆，先后寫下四封家書。

在給兄嫂的家信中，劉伯堅特別叮囑：“你們千萬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”，“我為中國民族爭生存爭解放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。”早年留蘇并在西北軍任職的劉伯堅與于右任、鄧寶珊等人私交甚好，此時于、鄧二人已是國民黨高官，劉伯堅卻讓親人不要將被捕之事告訴他們，更不要找他們營救自己。

在寫給妻子王叔振的絕筆信中，劉伯堅表示：“你不要傷心，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，不要脫離革命戰線；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，教養虎、豹、熊三幼兒成人……十二時快到了，就要上殺場，不能再寫了。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禮！”

從容寫下絕筆信后，劉伯堅被敵人押至大庾縣（今大余縣）金蓮山刑場。劉伯堅英勇就義，時年40歲。

然而，這封飽含家國情懷的絕筆信卻沒能交到妻子王叔振的手中。就在劉伯堅犧牲前幾天，王叔振已不幸犧牲于閩西游擊區。妻子沒能看到劉伯堅寫給自己的囑托，但這封共產黨人的絕筆信卻不斷激勵著后來者為革命事業前赴后繼，奮斗終生！